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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评叶廷芳先生《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

与张良皋先生《中国建筑文化再反思》

曹文衔[*]

2007年6月11日《建筑时报》的“建筑文化”专栏摘登了叶廷芳先生《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及展望》（2006年9月7日光明日报首刊叶文）与张良皋先生《中国建筑文化再反思》两文的部分内容。对比阅读两文，既感各有见地，又觉相映成趣。笔者学土木工程出身，算不得建筑艺术圈中人，至多与建筑和建筑艺术勉强攀得上是“表亲”。只因业余爱好中国传统建筑，也研读少许建筑文化类的书籍文章。今不揣冒昧唐突与天高地厚，就叶、张两文的读后感发表愚文，就教于叶、张两位前辈及读者大家。

一、继承的方法：模仿和重复？

叶先生批评说当下在建筑方面继承传统的误区之一是：“继承”成为对前人的形式和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而张先生唱的反调是：经不起模仿，不值得重复的艺术，其艺术性等于零。并以洛阳唐三彩为例说明即便是“单纯模仿与重复”也不宜一棍子打死。

首先，在笔者看来，叶先生的批评不是过头了，倒是太轻了。君不见，中国大地上对建筑传统的“继承”绝大多数还达不到对前人“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甚至连对前人“形式”上的单纯模仿和重复都达不到使“人们乐于收藏、赏玩”的洛阳唐三彩那样的“逼真到位”。不是“真品”也就罢了，几可乱真的“赝品”或许也可以“赏玩”，然而拙劣的“赝品”谁愿意接受呢？愚以为，“形式”上的模仿和重复或许容易，但“风格”的模仿和重复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形式”是外露的、赤裸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风格”不是。“风格”是“形式”背后的东西，需要体味和感知，需要后人一定程度的甚至深入的思考和概括、提炼。如果人们对中国的建筑师提出最宽容的要求的话，能够“逼真到位”地模仿和重复前人的“风格”便可以认为在“继承”这门课上的成绩及格了，就如张先生所言，人们将不再计较其是“真品”抑或“赝品”。然而，读者朋友，只要你抬眼看看你的周遭，今日中国建筑的现实便一目了然，那就是：绝大部分是拙劣的、残不忍睹的“赝品”。

其次，张先生“唱”的“经不起模仿，不值得重复的艺术，其艺术性等于零”好象不是反调，而是“别调”。因为“经不起模仿，不值得重复的”当指“传统”， 张先生好象是在说什么样的传统不应被继承。而叶先生说的“模仿和重复”谈的是对“传统”的“继承方式”，或者是在说传统（假定是值得被继承的传统）如何被继承。好比是叶先生说今天是吃拌面还是汤面，张先生说今天应该吃面条还是吃米饭。反调不反，倒也成趣。

再次，对叶先生有关古建符号“胡拼乱贴”现象的批评，张先生所作的回应似乎也不是基于不同观点的“商议”而是基于相同观点的补充阐述和论证。因为，张先生承认叶先生守住了分寸—不是反对所有的拼贴，而是反对“胡拼乱贴”。更进一步，张先生通过说明西方文艺复兴建筑中的古建符号拼贴不是“胡拼乱贴”，而是“集锦”和“集成创新”，来补充论证“集锦”和“集成创新”式的拼贴是一种真正的“继承”，甚至是更高境界的“继承”中的创新。因此，对于“胡拼乱贴”，两位先生显然是“同仇敌忾”！

至于张先生提及的仿古建筑包括仿中国之古与仿洋人之古，笔者倒想插言几句。中国之古自然是中国传统，精华还是糟粕在所不论；而洋人之古是否中国传统，有得一辩。按照最直白的理解，传统传统，乃上代“传”下世之“体统”也。新华词典中又说，“体统”乃指体制、格局、规矩等。如果按照“四海一家、世界大同”或者“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类大而化之的说法，古代洋人之上代是可以将“洋人之古”作为“传统”传给今日中国之下世的。不过，上面的论点与我们通常对于传统的理解之间实在是反差太大，或者说是颠覆了“传统”。因为，上代“传”下世中的“传”是讲究民族“血缘”关系的，之于建筑传统，恐怕还讲究特定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甚至地形地貌、气候物产。所以说，仿古建筑中的仿洋人之古断然不应被视为是继承传统，哪怕仿得再好，这好比纯种的洋人参观黄帝陵无论如何不能被说成是祭祖，哪怕他的言行举止比我们中国人的还要合乎祭祖规矩。如果谁要说“仿洋人之古也是继承传统”，那么只能说要么他本人就是洋人，要么他已经“认邻为父”。所以说，中国仿古建筑中的仿洋人之古与传统无关，也与叶先生的文章主旨无关，张先生的有关回应好象是在打“横炮”。

最后，张先生说，目前许多城镇变成充斥着各种建筑垃圾的“大杂烩”显然不是传统的过错。笔者举双手赞成。是啊，“大杂烩”之所以是“大杂烩”，不是因为它杂，而是因为它杂而不伦，杂而不类。伴随着中国数千年多民族广地域文明历史的传统建筑，从形式到风格到文化内涵，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杂”的。继承传统，包括继承传统中的“杂”，不会让我们的某个城镇必然变成“大杂烩”； 抛弃传统，也不会让我们的某个城镇必然变成“大杂烩”，或者必然不变成“大杂烩”。其实，就“大杂烩”本身而言，也可以分为“土杂烩”、“洋杂烩”、“土洋大杂烩”和“不土不洋大杂烩”等若干种类。所以，笔者在赞成张先生有关“城镇变成“大杂烩”显然不是传统的过错”观点的同时，斗胆再加一句：城镇变成“大杂烩”根本与传统无关。

其实，叶、张两位大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对传统的继承方式的探讨：第一，模仿和重复是不是传统继承方式中的一种？第二，如何模仿和重复？

关于上述第一点，愚以为，传统的继承首先是从模仿和重复开始。想一想我们中国人怎么学会写汉字的吧。开始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做描红或者其他依样画葫芦式的作业。后来，由于各人的天资禀赋不同，勤奋刻苦各异，有极少数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成了书法大家，甚至万众敬仰，万世流芳；有较少数人虽创新不多，却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足以逼真、乱真，也引得千人求字，百人效法；还有少数人创新不多，模仿不真，但平日写字倒也自然流畅，观之悦目；更有多数人疏于模仿，怠于用心，变人写字为鬼画符，观之心悸。诚如圣贤老聃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对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继承亦可比国人学写字。所以，从模仿和重复开始继承传统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中国的建筑师们，国人们只是希望你们首先能认真地“描红”，并尽快地登上书法自然流畅的阶梯，你的作品即使说不上有多美，但也别让公众觉得视觉被污染。你们当中有志气有出息的，更应当怀鸿鹄之志，不满足于精彩的“描红”，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成为中国的高迪和安藤忠雄。

关于上述第二点，愚以为，模仿和重复也是要因时因地制宜的。仍以写字作比。刻在石头上的魏碑体恐怕是不宜模仿在丝绸上的。北京铁路西客站大门上那个仿古的大屋顶好象更应该放在中国古代某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上，因为从形式上看它足够威严可以从心理上震慑来犯之敌，从功能上看它应该更便于登高望远，观察敌情，还能兼作屯兵之用。模仿和重复要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必定不是不顾具体条件和环境的盲目的照抄照搬，而必定是深刻地全面地把握了被模仿者的精神内涵，或者说是那个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气韵”。这样模仿的结果将是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或者形虽不似神却似，才是对传统继承的最高境界。

概而言之，笔者的观点是：传统的继承始于外在形式上的单纯模仿和重复，而止于对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在精神内涵上的全面准确的把握和承接。

二、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势不两立还是并行不悖？抑或是其他？

叶、张两位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继承与革新是势不两立还是并行不悖？

叶文认为，继承传统的另一个误区在于： “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尤其抗拒“反传统”的要求和努力。而叶文的上述观点被张文解读为“叶先生以为继承与革新势不两立”。笔者认为，这实在是张先生对叶文极大的误解。因为，“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并不是叶文的基本观点，而是叶文指出的认识误区。既是误区，就表明叶文认为“继承与革新势不两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甚至从叶文在说明误区时对“继承”二字特意加上引号也可以看出，叶先生认为“继承”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时，“继承”已经被歪曲，不再是真正的继承。所以笔者以为，叶先生是在说继承不应“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而张先生是在说继承与革新“本当并行不悖，各行其是”。两位先生的说法也正是“并行不悖，各行其是”。

然而笔者不敢认同张先生所言继承与革新“本当并行不悖，各行其是”。愚以为，继承与革新本质上存在对立，然对立中又有统一。理由如下。首先，继承从字面上讲，乃后人接续前人既有之物（包括有形与无形）。非前人已有之物，自谈不上继承。因此，继承就是承接旧物。而革新中的“新”必定不属前人既有之旧物，因此，革新就是创造新物。继承与革新必然是对立的。但对立的事物未必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如果光有继承没有革新，后人无论如何不会超越前人，只会越继承越少，最终必将无可继承；如果光有革新没有继承，“新”只能凭空而来，显然不合“万物皆有源”的自然法则，因此，继承是“父”，革新为“子”。所以，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有两层：其一是，革新源于继承，但超越继承；其二是，继承与革新本质上虽然对立，但又不得不在对立中求得共存，或者说，继承与革新目标虽然相悖，但又在相互抵牾中并行，而不是互不干涉，各行其是。

三、叶、张两位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继承传统是否包括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创造与重复的关系问题。

首先，笔者以为，叶先生所谓“继承传统的实质是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的论断确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创造就是发展。继承和发展本应是一对并列相对的概念，经叶先生一“发展”变成了一大一小具有包含关系的种属概念。如果前人的创造精神也成了传统，那么我们只需要继承传统就足够了，因为创新已经被包含在传统之中。当然，笔者同样以为张先生所言“继承精神是空话”的评判亦有不妥。精神也许是可以被继承的，诚如人们常说“继承革命遗志”。但在讨论“传统”的特定语境中，可被继承的传统应当是被继承者特有的，至少不应是普世共有的。好比我们可以说，我继承了我的前辈们吃饭快的传统，而总不会说，我继承了我的前辈们吃饭的传统。人的创造精神恰恰是普世共有的精神。

其次，笔者对叶先生所谓“凡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即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的观点的解读基本与张先生一致，即“不重复”被当成了绝对化的“教义”了。其实，叶先生的上述“教义”与其自己所言“继承传统的实质是学习前人的创造精神”的论断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创造（也即“不重复”）是“教义”，那么这个“教义”也是从前人的创造精神那里“继承”（ 也即“重复”）而来的。又当然，笔者同样以为张先生所言“梵高终身只画几株向日葵也是重复”的评判亦有不妥。因为是否“重复”不是只看他创作的题材，而是要综合看他创作的内容、形式、手法甚至还有构成作品特点的其他主要方面。王羲之在“兰亭序”中“重复”写了许多个“之”，然而“之” “之”不同，以致成为创新典范，梵高的向日葵、齐白石的虾亦同为创新楷模。照我揣摩，这也就符合了叶先生所说的“不重复”，否则，“重复”或者“不重复”就成了可伸可缩的橡皮筋，拉长了说，建筑大师们几乎人人都在“重复”，因为他们画来画去也都是“重复”地画着房子；缩短了说，任何人每天的工作都“不重复”，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甚至“人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最后，建筑作品要彻底原创，应该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建筑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艺术，总是要尊重一些基本规律的，而这些基本规律或多或少已经存在于既有的建筑中。

四、关于叶文中有关解决上述难题的“突破重围，凤凰涅槃”。

1、关于“突破封建意识的重围”。张文已经作了评述，笔者表赞同。然而，我更以为，解决上述难题的首要办法并不在于“突破封建意识的重围”，因为，时至今日，中国大部分创作活跃的建筑师年龄大多在30至60岁之间，或者可以说，绝大部分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建筑师。“封建意识”这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少影响，加上经过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在意识上的因循守旧早已被他们扔进了垃圾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没有创新意识，而是缺乏创新能力，甚至不知怎样才是创新。创新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事。君不见，那些广遭垢病的拙劣的仿洋古，古建符号的胡拼乱接正是被不少人（包括部分建筑师）误以为是“创新”。还有许多建筑师，他们知道什么是创新，但却缺乏创新能力，正所谓“有心无力”，“艺低胆小”。于是乎，创新只是激情梦想，守旧才是工作常态。即便真有封建意识的重围，即便真的突破了，只要缺乏创新能力，“突围”之后仍然不知向何处去，这样的“围”“突”与“不突”也无所谓。

2、关于“走出工匠心态”。首先，一个人的心态问题不仅取决于这个人本身，还同时取决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官本位下的中国，政府官员、开发商几乎很少有人不把建筑师当成画图匠。在今天的中国建筑师中，除了少数已经声名显赫（只在国内，还上不得国际大舞台）者，或者个别不吃嗟来之食的刚烈之士，大多数人只能信奉“客户是衣食父母”的市场圭臬。笔者十分同情和理解那位放下自己的职业尊严而奉旨加上大屋顶的北京西站的建筑“匠”，但愿他有朝一日成为中国建筑界的“韩信”。其次，如笔者前面所言，“走出工匠心态”同样需要有不为“匠”而为“家（艺术家）”为“师（建筑师）”的能力。最后，由于建筑艺术与其他纯艺术不同，建筑作品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技术性，因此再杰出的建筑师也不能完全不做“匠”而只做“家”或“师”。当然，笔者绝不否认建筑师们本身要有“走出只做工匠心态”的志向，不能坐等官员、客户和社会公众的救赎，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不应天真地以为，任何人也不应试图引诱建筑师们天真地以为，他们“只做工匠的心态”是想走出就可以走出的。

3、关于“走进现代思维”。叶先生说，“现代艺术家都把创新视为艺术的生命，想要一件成功作品的诞生，就必须容忍上百件平庸作品的出现。”愚以为，叶先生的上述高见放在一般的艺术创作领域来说或许千真万确，独独放在建筑艺术创作上可能有些问题。理由是，其一，建筑师极少是为自己而创作的，建筑作品也极少只是私人的收藏品。你把创新视为艺术的生命了，那出现的上百件平庸作品要谁容忍？当然主要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客户，还有社会公众。为什么要旁人忍受你的不成功的玩命结果？其二，上百件平庸作品可不是仅仅画在纸上，那是要花费客户巨额钱财的。客户是商人的，钱是商家的命根子；客户是政府的，钱就是民脂民膏。正若张先生所言，中国政府当局对建筑艺术家特别是国外艺术家的创新活动已经表现出足够的盛意与容忍了，甚至这种盛意与容忍还建立在政府“容忍”了许多的民怨之上。我想说，建筑师固然要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但是不宜太大胆，太感性，因为在后果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创新好象是一场赌博，一场赌注巨大的赌博。这巨大的赌注不仅包括巨金重银，还包括我们日益稀缺的土地和我们本已不堪的人居环境。下注的人主要是建筑师，而赌赢了赢家主要是建筑师，当然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客户和社会公众，赌输了则输家主要是客户和社会公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建筑师。总之，建筑创新是必须的，然而谨慎的、理性的、科学的建筑创新更是必须的。建筑师在点燃创新“焰火”（叶文比拟用语）之前，应当仔细检查“烟花弹”的“火药”与“引信”是否基本安全可靠。如果有人说，这样就把创新快弄成科技实验了，将减少艺术家艺术创新的灵感和激情，那么我要说，谁让建筑艺术不是纯艺术而是实用艺术的呢？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好的建筑师不仅需要有艺术才情，还同时需要有科技素养。我甚至还怀有这样的梦想，如果建筑师还能同时怀有对土地和自然的敬畏珍重之心、对芸芸众生的人文关切之情和对资源的集约利用之念，那将是我们全社会的福音！

4、关于“放眼世界高标”。笔者完全同意张先生对叶先生的回应，只是再画蛇添足地补白两句。叶先生说，“一个国家想要在建筑上为本国或者本民族争光，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建筑师出来一显身手，也不一定要以本民族的传统风格为基准”。笔者赞同后半句，而对前半句不敢苟同。发言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叶先生所说的“在建筑上争光”中的“建筑”的含义做一个约定，以免答非所问。这里的“建筑”应该不是指建筑物实体本身，而是指“建筑艺术”或者“建筑艺术成就”。如果是指前者，那么叶先生的前半句显然是对的，因为这样的争光就变得简单了：有钱、愿意请并请得来国际建筑大师便是。如果是指后者，那么叶先生的前半句显然是大谬，因为，“外来建筑师的一显身手为本国的建筑艺术争光”的说法怎么都说着不顺口，听者着不顺耳。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近十年来，大量的国际大师来中国一显身手，甚至频显身手，佳作也不算少，可是又有几个中国人会以为他们在建筑艺术上为我中华民族争了光呢？有些道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就能讲明白，因为它们非常浅显：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争光”只能靠自己，靠别人顶多只能叫“借光”。

五、结语

对叶先生就解决突破传统误区难题提出的“突破重围，凤凰涅槃”的四点建议稍加概括就不难发现，叶先生的建议虽多用实词，但意在务虚。“突破”、“走出”、“走进”和“放眼”是实，而“意识”、“心态”、“思维”和“高标”为虚。所以，叶先生的建议是名“实”而实“虚”。“虚”往往是高屋建瓴的战略，“实”才是脚踏实地的战术。论“虚”十分必要，而谈“实”则十二分紧迫。我们期待着，叶、张两位前辈和各方鸿儒巨匠再向中国建筑学界的后生们传授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争光的实用战术。

行文将止，再表心迹。笔者作为晚辈后生，在“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建筑艺术殿堂里，只是一个白丁。实在是眼见中国当代的建筑在规模宏大之下，继承鲜见，创新少有，以致珠玑甚少，而“垃圾”遍地，长久以来愤懑盈心，骨鲠在喉，遂不顾浅薄，不自量力，妄评叶、张两位大家的高论。如有冒犯，敬祁海涵。

叶廷芳先生简介

叶廷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现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兼歌德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冯至、杨业治、田德望等名师，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随冯至先生调入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叶廷芳教授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歌德、卡夫卡、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等作家。此外他还在戏剧、建筑美学等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建树。

张良皋先生简介

张良皋教授，湖北汉阳人，１９２３年５月生，１９４７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１９８２年应华中理工大学之聘为建筑系教授。